摘要：相传在1000多年前，有位名叫觉华的僧人带着两个徒弟，驾着一叶扁舟从南洋入渤海，飘泊到此。只见岛上古树参天，怪石嶙峋，百花争艳，彩蝶飞舞，百鸟齐鸣；岛外海浪澎湃，山花烂漫而馨香，海鸟婉转而翱翔，诚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妙，令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便居住...
文章概览
兴城市觉华岛旅游经济区的海岛传说
相传在1000多年前，有位名叫觉华的僧人带着两个徒弟，驾着一叶扁舟从南洋入渤海，飘泊到此。只见岛上古树参天，怪石嶙峋，百花争艳，彩蝶飞舞，百鸟齐鸣；岛外海浪澎湃，山花烂漫而馨香，海鸟婉转而翱翔，诚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妙，令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便居住下来。他出资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九脊重檐歇山大殿----大龙宫寺，专修佛事。随后，岛上碑碣林立，塔幢参列，人烟繁盛，成为闻名遐迩的佛教胜地。金代诗人王寂《觉华岛》、《留题觉华岛龙宫寺》 中云奔雾涌白浪卷，一叶掀备洪涛中；平生点检江山好，我自龙宫觉华岛；四顾鲸波翼宝岩，玻璃环押青螺髻；夜凉海月耿不寐，几欲举手扪天星和清代诗人和瑛的碧海真如画，蓬壶隔水崖，波澜成雉蝶，精凿隐人家。时放桃花棹，堪寻菊谷花，何当乘跻往，绝顶隐流霞都是赞美菊花岛的，其迷人的自然风光便可见一斑。
菊花岛俗称大海山，在唐宋时代称桃花岛，辽金时代称觉华岛，因岛上盛开野菊花，于1922年改称菊花岛。该岛是辽东湾第一大岛，面积13.5平方公里，距离兴城海滨12.5公里，距陆地最近处仅7.5公里，与古城、温泉、首山、海滨并称为“兴城五宝”。
此岛每一时期的称谓都有着颇富传奇色彩的背景传说，甚至还附带与传说互为印证的历史遗迹。比如取名桃花岛，就与一位战国时代的风云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此人就是派荆轲刺秦王、大名鼎鼎的燕太子丹。据传，太子丹刺秦失败后，乘一瓣桃花逃亡于此岛，而此岛春季来临时，桃花遍野蜂嬉蝶舞，故得名桃花岛。太子丹乘桃瓣渡海绝无可能，可能是乘一形如桃花瓣的木舟逃亡此岛的。
燕国虽号称拥有辽东，但其实际控制区仅在今天的北京一带，北京郊区的山岭中仍存有燕长城遗迹，燕国修筑的烽火台在如今大连庄河的山区中还能见到。荆轲谋刺秦王嬴政失败后，秦借机大举伐燕，身为主谋者的太子丹被迫出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路工人在庄河桂云花乡修公路时，在两米多深的、夹杂乱石的黑土层中发现了一柄战国青铜剑，依据剑身刻字起名为“春平侯剑”。据专家考证，此剑是秦国击灭韩、赵、魏国后缴获的战利品，而在随后攻打燕国攻取辽东时，秦军不慎将此剑失落于庄河桂云花乡。庄河距兴城路程不远，太子丹逃出燕国国都后，途经狭长的辽西走廊时，是极有可能选择这座滨海小岛作为藏身之处的。从某种角度讲，秦军攻灭燕国的进军路线大体是沿着燕太子丹的出逃轨迹追踪跟进的，对太子丹恨之入骨的秦王嬴政发誓搜山寻海也要抓到自己的仇人。后来，太子丹又逃往当时的衍河，即今天的太子河。
觉华岛上有一深100多米的山洞，盛传太子丹在此洞避难，故称之为“藏王洞”。此洞也称“唐王洞”，当地人称，唐太宗李世民巡游辽东时曾在此洞避过雨。唐太宗在辽宁留下的足迹可从一些地区的名称起源寻觅蛛丝马迹。如凤城的赛马、辽阳的首山，觉华岛的“唐王洞”也极有可能归属此列。
在这座与两位历史名人有着微妙联系的神秘山洞中，考古学者曾找到石凳、铁碗等物件，现在洞壁仍有灯龛数个。专家分析，修筑此洞的目的，一是当年岛上僧人藏放经书，二是附近居民为躲避战乱之用。
由于此岛曾获名“桃花岛”，不禁令人联想起金庸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中描述的桃花岛。前几年，一些滨海地区为开发当地的旅游产业，纷纷借题发挥，言自己区域内的某岛就是桃花岛。后来舟山群岛中的一同名小岛捷足先登，规划兴建了“金庸武侠文化村”，金庸先生欣闻题词“碧海金沙桃花岛”。兴城桃花岛与此殊誉擦肩而过。不过有人推测，金庸名篇《鹿鼎记》中提及的“神龙岛”可能与兴城桃花岛有关，但仅是一说而已。
不久前，考古工作者在觉华岛东南的风凉山上，发现了距今4000年的多件磨制石器。其中两件石器——半截石磨棒与石斧异常珍贵，石斧虽经千年沧桑，出土时刃部依然锋利。这些磨制石器的材质均取自岛中石山，是该岛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居住繁衍、生活劳动的有力证据。同时，这一重要发现也将该岛的人文历史由辽圣宗时代向前推进了数千年。
据专家考证，古兴城县城所在地就设在觉华岛，历史上的觉华岛是比对面陆地还要繁华的一块丰饶沃土。在觉华岛东南角的墙子里村的农田间，呈方形围起的土棱子就是当年古兴城县的遗址。觉华岛如今隶属兴城市管辖，但它的历史却要比远近闻名的兴城悠久得多。
觉华岛之所以称之为“觉华”，与一名僧人的法号有关。一千多年前，有位名僧叫觉华，号称圆融大师。他带两名徒弟，驾一叶小舟，从东海至渤海，历经艰辛漂流到一海岛上。但见岛上花香鸟语、怪石嶙峋、草木葱茏、景色幽雅。饥渴多时的师徒三人喝够甘甜的岛上清泉，饱餐林中瓜果，顿觉身轻体健、宠辱皆忘，于是定居此地，将该岛起名为“觉华岛”。
据传，某日，觉华岛上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海浪滔天、暴雨袭来。觉华突然想起，这一天是渤海龙王的生日，于是带两位徒弟双掌合于胸前，伫立海边冒雨默念龙王经。风雨过后，海滩上居然到处散落着晶莹耀眼的玛瑙、珍珠、珊瑚、琥珀。觉华与两位徒弟带这些珍宝扬帆出海，广招能工巧匠，花两年工夫在此岛开山凿石、掘土伐木，建成了一座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九脊重檐歇山大殿——大龙宫寺。
大龙宫寺屹立于觉华岛东南端的海岸边。自此僧侣云集、香火鼎盛，觉华岛也成为遐迩闻名的佛教圣地，觉华本人自然成为大龙宫寺的第一任主持。大龙宫寺建成后成为辽代的佛教中心，佛寺主持被辽人奉为国师，“南有普陀山，北有觉华岛”的说法在当时十分流行。
觉华主持后来收了一位名叫郎思孝的徒弟，觉华圆寂后，郎思孝就做了大龙宫寺的第二任主持。这位郎思孝可非等闲人物，他是皇太后萧菩萨为辽兴宗耶律宗真钦点的老师。
郎思孝法名志全，是今辽宁朝阳人，虽曾出仕做官，但目睹官场腐败心灰意冷，遂削发为僧皈依佛门。在觉华岛修行期间，他凭借聪颖天资与不倦苦学，很快通读了佛教经典著作并对佛学要义心领神会，尤其在华严宗方面的研究独树一帜，令同辈望尘莫及。
郎思孝出任帝师后，不断以佛法感化兴宗皇帝。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兴宗皇帝处理政务以宽大为怀，经常赦免罪犯、释放死囚，凡监狱中没有囚犯之地，地方官均受奖励。辽兴宗的一系列德政泽惠百姓，郎思孝对辽兴宗的谆谆教导可谓居功至伟。
郎思孝与辽兴宗的师徒关系十分融洽且善始善终。郎思孝69岁那年冬天，辽兴宗挂念恩师，委派阁臣张世英携带御书、御赐香与防寒物品前去探望，令郎思孝感动不已。
郎思孝后归隐觉华岛，辽兴宗感戴恩师教诲，赏赐重金助郎思孝扩建海云寺。公元1087年春，辽西大旱，饥民食不果腹，海云寺捐钱千万贯。郎思孝刻苦钻研《华严经》，造诣很深，是辽代华严宗最早的传人。郎思孝能够潜心学术研究并扩建觉华岛的佛堂寺院，离不开辽兴宗的鼎力支持。
一个皇帝、一个僧人，地位相差悬殊，彼此间却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意并始终如一，留下一段千古佳话。金代辽东路刑狱官王寂在自己撰写的《辽东行部志》中赞叹道：“详其始终，皇帝问询，礼如平交。非时有大过人者，安能使时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载一遇，岂偶然哉！”
觉华岛还接待过数位皇帝。唐太宗是否到过此岛，暂无一手史料佐证，但辽圣宗耶律隆绪曾光临此岛却在《辽史》中有明确记载。辽圣宗崇尚佛学、擅长骑射，登临觉华岛后，被此岛浓郁的佛教氛围与触目可及的美景深深吸引。离开此岛5年后，即公元990年，在觉华岛建城并设置兴城县。
当年的觉华岛是如今兴城地区的中心，在觉华岛的周边地带，有多位帝王级人物御驾亲临。五代时期后晋的亡国皇帝石重贵曾经“傍海道”（即辽西走廊）被押解入辽，是有史料可考的第一位来过兴城地区的中原王朝的皇帝。前燕文明帝、金世宗完颜雍曾到此一游。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曾率兵于此激战明军。其后，顺治、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都来过兴城。
在元代，觉华岛成为元军的养马场。觉华岛当时称桃花岛，归永平管辖。《元史》有记载，“永平地哈喇赤千户六十”，哈喇赤是牧人的意思，桃花岛上的哈喇赤千户是个蒙古人，叫青昔宝赤赤班，这些牧人在桃花岛放养数以千计的臀部烙有印记的军马。朝廷对牧人的管理很严格，军马若死亡，牧人要按价赔偿。元朝时，桃花岛上人烟稀少，荒地多，空气清新、植被茂盛，是一处非常理想的军马场。这里放养的军马膘肥体壮，每年牧人都通过舟楫为朝廷选送许多良马。这些来自桃花岛的优良军马伴随能征惯战的蒙古军在亚欧大地上纵横驰骋。
经多年开发，觉华岛在明代已成辽东地区的著名港口，其北边海港称为靺鞨口，是出入海岛的咽喉。明督师孙承宗既经营宁远城的筑城与戍守，又经营觉华岛的囤粮与舟师。尤其在广宁城失陷后，明军御守重在宁远城，粮储则重在觉华岛，觉华岛成为明军的一个囤积粮料的基地。
明觉华岛的水师，当时由游击金冠统领。其作用为：一是看护岛上的粮料、器械；二是配合陆师由海上袭击后金军，以期恢复辽东失地；三是策应宁远之城守——正如文献记载：“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岛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旁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 ”
因地处要冲，因此觉华岛成为明军与后金军的必争之地。 1626年，努尔哈赤攻击宁远受挫，转攻觉华岛。时值隆冬，海面冰封，从岸边履冰可直达岛上。为加强防御，姚抚民等守军，沿岛凿开一道长达15里的冰濠，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然而，天气奇寒，冰濠凿开，不久即穿而复合，姚抚民等率领官兵“日夜穿冰，兵皆堕指”，但收效甚微。
1626年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牵制袁崇焕；一面暗命骑兵主力进攻觉华岛，由武讷格率领后金骑兵约数万人由冰上奔袭觉华岛。明军凿冰15里为濠，列阵以车楯卫之。辰时，武讷格统领的后金骑兵，分列12队，武纳格居中，扑向位于岛“龙头”上的囤粮城。岛上明军，“凿冰寒苦，既无盔甲、兵械，又系水手，不能耐战，且寡不敌众”。后金骑兵履冰驰进，从靺鞨口登岸，攻入囤粮城北门冲进城中。后金骑兵驰突乱斫，岛上水兵阵脚遂乱。城中囤积粮料被火焚，一时浓烟蔽岛，火光冲天。后金军随后转攻东山，万骑驰冲，明守岛官兵虽拼死抵抗却无异以卵击石。史载“岛中诸将，金冠先死，而姚与贤等皆力战而死。 ”金冠之子，武举金士麟，迎父丧出关，闻警赴岛，亲率三百义男与后金军力战，寡不敌众，三百人皆战殁。
此战，明军损失惨重，觉华岛上的明军7000余名和商民7000余丁口被后金军杀戮；粮料8万余石和船2000余艘被后金军焚烧；觉华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遭摧毁，明军驻岛官民仅存活十余人。而后金军所付代价轻微，战后统计，阵亡人数仅为269名。
战后，袁崇焕作了《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祭文如哀声在耳，激愤人心，“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
明朝与后金的宁远之战，明军在主战场——宁远城获胜，而在分战场——觉华岛则失利，但总的说来胜利是主要的，因此，明朝称这场胜仗为“宁远大捷”。
觉华岛的明囤粮城，今存遗址，仍清晰可见。城呈矩形，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250米，墙高约10米、底宽约6米。北墙设一门，通城外港口，为粮料、器械运输之通道。南墙设二门，与“龙脖”相通，便于岛上往来。东、西墙无门，利于防守。城中有粮囤、料堆及守城官兵营房遗迹，还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排水沟。
清朝统一中国后，鉴于旅顺口一带海防的重要性，于1713年9月设置旅顺水师营，并于1714年正式出海巡哨。旅顺水师营有战舰10艘，兵员500人，是大清国北部海疆实力最强的舰队。
大清兵部专门为旅顺水师营划定了“巡海范围”：西至菊花岛（即觉华岛），东至鸭绿江，菊花岛是旅顺水师营巡哨的西端起点。岛上建有专门供官兵休憩的房屋，水师官兵登岛后有时要停留月余才能登船返航。
抵达菊花岛后，巡哨的领队军官要书写巡航记录，多为“平安无事”之类的寻常语句。在菊花岛停留期间，军务之余，水师营官兵除饱览岛上的秀丽景色外，还经常下海捕鱼捉蟹，沉浸在渔家生活的乐趣中。
旅顺水师营到乾隆朝末期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舰船破旧，经费拮据，已到了无力出海巡哨的窘困境地，特别是军官贪生怕死，水师营已失去了战斗力。鉴于旅顺水师营已无力承担保卫海疆的重任，1880年，光绪皇帝下旨裁撤水师营，由洋务派李鸿章创建的北洋水师取而代之，从此，菊花岛上再也见不到水师营官兵的身影。
菊花岛作为辽东湾最大的岛屿，在清代260多年的时间里，居然战火平息，未发生过一次战斗。渔民安居乐业，岛上呈现出明末以来持续二百多年的太平景象。
近几年，由于水产资源枯竭，像鳗鱼、鲨鱼等鱼种在辽东湾几乎绝迹。现在岛上居民春天出海捕捞的是银鱼与毛虾，到了5月1日再出海，捕捞的则是螃蟹。阳光下、沙滩上，到处可见渔家女修补捕具渔网的繁忙身影。
佛院钟声依然绵长悠扬，旧垒古迹尽现岁月沧桑，纷飞战火已是昨日历史，过往名流悄然封存记忆中。漫游于觉华岛的山山水水间，近观一处处凝聚悠远传说的遗迹旧址，千年时光似瞬间倒卷，有若弹指一挥间，清代诗人和瑛赞美觉华岛的五言绝句犹言在耳，“碧海真如画，蓬壶隔水崖，波澜成雉堞，精凿隐人家。时放桃花棹，堪寻菊谷花，何当乘跻往，绝顶隐流霞”。
有关秦始皇兵马俑的资料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始于始皇帝嬴政，终于子婴，共3帝。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帝国，虽然时间不长，但其地位极其重要。
战国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为兼并六国创造了物质条件。秦王政从即位(前247)到称始皇帝的二十六年间，相继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大臣只有参政议事权，无决策权；中央主要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为三公，分掌行政、监察、军事；地方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全国修建驰道、直道，兴建水利，筑灵渠；迁万姓充屯边地，谪判罪犯戍守边防；在战国诸国所建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入侵。与此同时，秦始皇又施行残暴统治，大量征发劳役，大建宫室园林和陵墓，坑杀儒生，烧毁书籍。始皇末年，全国人民已在普遍怨恨和不满声中。
始皇死后,二世昏庸，在赵高的操纵下，其暴政比始皇时有过之无不及。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终于爆发了以戍卒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起义烽火迅速蔓延。反秦斗争遂由六国旧贵族之后项羽与原秦下级官吏刘邦分别领导，西入关攻秦。这时赵高已杀丞相李斯，又杀二世，立始皇孙子婴为秦王。公元前207年，项羽大破秦军，巨鹿一战，秦军被歼殆尽。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关，子婴出城降，秦亡。历史进入了以项羽为首的「楚王」和以刘邦为首的「汉王」的「楚汉战争」阶段。前202年，项羽败死，刘邦即汉朝皇帝位。
秦朝在历史上虽然为时很短，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陆，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版图基本沿用至今；始皇时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也基本上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秦代修建的万里长城，至今仍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但秦始皇的统治却是历史上少见的残暴统治，因此它很快又被人民起来推翻，成为短命王朝。
秦始皇(前259—前210)，嬴姓，名政，秦庄襄王之子(有人说他是吕不伟的私生子)，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政，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亲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王政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承袭。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
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三十七年，秦始皇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于是作书命长子扶苏送葬，并继嗣帝位。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秦始皇病死。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和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扶苏死。秦二世胡亥即位后不久，即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朝灭亡。
皇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政教合一的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两字，取“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义， 最早由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后确定之，也由他最先使用的，也就是所谓始皇帝也。
秦始皇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赵国邯郸，是秦庄襄王与吕不韦的姬妾所生，所以有人说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出生后，姓赵。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嬴政即秦王位，时年13岁。相国吕不韦掌握实权。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政加冕亲政。这年，宦官嫪毒发动宫廷政变，秦始皇派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围剿长信侯嫪毒，并悬赏说：“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将把叛乱者一网打尽。第二年，又借嫪毒事件，免去“仲父”吕不韦的相国职务，把朝政大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又听从李斯之议，继续重用客卿，定下金帛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略，加快兼并六国的战争步伐。
秦王政十一年(前236)，乘赵攻燕之机，遣军由南北两路攻赵，夺占赵国大片地区。十三年，桓齮攻赵国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10万。十四年，再攻平阳，取宜安，破赵军，杀赵将。桓齮定平阳、武城。十七年，派内史腾灭韩，俘韩王安。将韩国设为三川郡。
十八年，用计离间赵国君臣，除去曾两次大败秦军的赵国良将李牧。十九年三月，王翦军乘势猛攻，一举击败赵军，杀赵葱，占东阳(太行山以东)。颜聚惧逃。十月，王翦、羌瘣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带领宗族数百人逃代(今河北蔚县四北)，自立为王。但此时赵国已名存实亡，秦于赵地设邯郸郡。代地赵军与燕军联合驻上谷易水(今河北怀来西北)，企图阻止秦军继续北进。二十一年(前227年)又为秦军击败。至二十五年(前222年)，王贲率军在攻灭燕赵残余势力后，破代，俘代王嘉，赵彻底灭亡。
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被秦王发现，将荆轲体解。秦王派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出兵攻秦军，秦军在易水之西破燕军。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今北京西南)，破燕太子军，夺取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今辽宁辽阳)。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太子河)，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军主力。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国未允。但鉴于燕、赵的残余势力已不足为患，为集中兵力攻魏、楚，故暂停进攻。
二十二年，秦王遣王贲攻魏，魏军依托城防工事，拼死防守。秦军强攻无效，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三个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秦在魏东部地区设置砀郡。
同年，秦将李信和蒙武在楚地被楚将项燕打败，遭到重创。二十三年，秦王亲自登名将王翦之门谢过，请其出征。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攻楚国，在蕲(今安徽宿州东南)南大败楚军，杀死楚将项燕。秦军乘势攻取了楚国的许多城邑。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楚王负刍，楚亡。王翦继续进军江南，占领楚国全部土地。秦在楚地设立楚郡，不久，又分为九江郡、长河郡和会稽郡。
同年，在灭楚、魏之后，秦王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二十六年，秦王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齐为由，避开了齐国西部主力，命王贲率领秦军由原燕国南部(今河北北部)南下进攻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齐军士气本不旺盛，对秦军突然从北攻来，更是措手不及。迅速土崩瓦解。秦军一举攻占临淄，俘齐王建，齐亡。秦王在齐设置齐郡和琅邪郡。
秦王政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自称皇帝，追庄襄王为太上皇。
秦始皇称帝后，频繁用兵，开疆拓地。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调发数十万人，三攻岭南，占领百越之地(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又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军队北击匈奴，收复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迫匈奴退往阴山以北。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他把昔日秦、赵、燕所筑的长城加以修缮，连接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又南征百越，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傍)阴山至辽东”。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加强手中的权力，秦始皇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政体，否定了丞相王绾提出的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至40多郡。郡置郡守，县置县令，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协助皇帝处理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这一政治体制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控制，开创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
为巩固中央统治，秦始皇下令收缴天下兵器，并将六国贵族和豪富12万户迁到咸阳附近和四川等地，以便控制。同时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两条驰道：一条东通海边；一条南入吴楚，以便一旦发生叛乱，迅速调动军队镇压。秦始皇还多次到各地巡游，以“威服海内”。
在经济上，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发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又下令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以加强各地区的经济交流。
在思想领域，秦始皇为了打击儒生淳于越等反对郡县制的言论，稳定民心，维护皇帝的权威，他采纳了李斯的主张，下令除了医药、卜筮、种植(指农业)之书、秦国史书和博士官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外，其它书籍一律烧毁。次年，又因为方士侯生、卢生违命叛逃，秦始皇下令追究方士、儒生的罪行。结果活埋400多名儒生，制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陵墓。仅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工程，就动用了70余万人力，给劳动人民带来繁赋重役和饥寒交迫，激起人民起来反抗，为秦朝的迅速灭亡种下祸根。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患病，七月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死后不入，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
点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秦仅二世而亡，其中的历史教训足以警世后人，引以为鉴。秦始皇称帝后，主张“事皆决于法”，[1]从而高扬起“法治主义”的大旗，以理天下。直到今天，法治主义也是个十分诱人的主张，而法制社会更是今人努力在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境界。难道在几千年前，这位极权皇帝就已经实行了法治主义吗？到底什么是法治主义？秦始皇搞的“事皆决于法”是否是法治主义？这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将不无益处。
要想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法律的起源谈起，否则就很难正确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的特定内涵。
说到“法”的起源，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情况。就中华法系而言，它是中国伦理文化的特殊产物，所以，我们的“法”的概念和内容无处不打上这种文化的印记。
在战国以前，中国社会本无“法”的概念。追溯到原始社会，确切地说在“五帝”时代，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是“德”。古书上说：“五帝用德化”[2]；“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3]，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原始社会结束后，到了原生态的国家夏、商、周时代，“礼”代替了“德”，并且逐渐形成了“以礼治国”的重要原则。“礼”为什么在此时能够代替“德”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呢？古人对此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大人世及以为礼”[4]。从这句话所透露出来的消息看，它无疑在暗示“礼”起源于国家出现之后、为了保证权力私有的世袭制。我们觉得这种解释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具体地说是从夏代到春秋时代），“礼”作为国家出现后的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工具，似乎起到了法律的作用。但是我们说，“礼”与“法”却有本质的不同，对这点古人区别得极为清楚。古人就此阐释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5]表面看去，虽然二者都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但“礼”更强调对人的行为动机的限制；而“法”则更强调对人的行为结果的限制。所以，前者讲究教化的作用和行为主体的自律，而后者则是国家对行为主体所施行的社会性强制措施。因此，“礼”与其说它近似于“法”，还不如说它更近似于“德”这种伦理范畴。历史证明，“礼”确实源于原始的“德”，但它在扬弃了原始的“德”的某些内容之后，又注入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内容，并且将其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上。夏、商、周三代所以被称为“礼治社会“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们也许会问，难道在夏、商、周那样的国家中就没有类似法律的强制手段吗？那倒并非如此，相反，在以阶级压迫为内容的国家中，没有法律这种强制手段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条一个血缘族团征服另一些血缘族团的道路，它与希腊那种由原始氏族内部贵族与平民相互斗争，最后由氏族平民取得胜利而形成的民主国家是不同的。希腊人强调的是“宪法”及其“宪法”下人的权利，而我们最初的国家法律主要是由征服者强加给被征服者头上的种种极其残酷的惩罚手段，我们对这种惩罚手段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刑”。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6]不过，在夏、商、周时代由于大致坚持“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7]的原则，所以“法”，或者更正确地说“刑”，从理论上讲并未成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工具。然而，一个惯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迟早会将压迫他人的手段强加在自己人的头上。按之史实，仅在西周时代，统治者就大肆宣扬“明德慎罚”[8]，忙于抛出“九刑”、“吕刑”来“威民”，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从历史上看，中华法系从它出现之日起，就不是以保障人的权利不受侵? 肝�康牡模��鼋鍪且恢侄匀说某头J侄巍?nbsp;
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了“礼坏乐崩”的巨变。在这场巨变中，传统的“礼”再也无力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了，于是社会陷入空前未有的失序状态。在血与火的熬炼中，人们不约而同地在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重建社会的有序性？为此，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各个学派竞相抛出这方面的主张。其中法家学派所提供的一套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引起了秦国的专制君王，诸如秦孝公以及后来的秦始皇的特别兴趣。法家理论的出发点是“暴力万能论”和“君权绝对论”。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这一学派力倡将过去作为“礼”的辅助手段的“刑”提升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地位，用以代替渐趋失灵的“礼”。法家人物把经过他们改造过的“刑”称之为“法”。这种“法”虽然也不遗余力地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9]，但它决不是宪法、私法，而是适应战国时代那种战争状态的军法和刑法，一句话，是专制君王使用暴力手段实现国家意志的唯一工具，可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渗透着令人畏惧的血腥气。
我们说过，秦始皇极力主张“事皆决于法”。然而却又“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难道秦始皇的思维发生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谬？否，对于秦始皇及其追随者来说，这二者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简直就是统一的。因为秦始皇自认为他就是“法”的化身。他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还是执政者，总之，他代表三位一体的国家意志。所以，“事皆决于法”还是“事皆决于上”，在秦始皇及其追随者看来完全是一回事，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对他来讲，“法治”也就是“人治”，而“人治”也就是“法治”，两者毫无对立可言。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所以能够走上“法治主义”的道路，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对战国时代的特殊情况考察后，我们得知，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但到了战国晚期，“七雄”之间白热化的厮杀清楚地告诉人们：只有“法治主义”可以救乱世。因此在这时，“法治主义”几乎成为一股压倒一切的强劲的社会思潮，即使是以宏扬“仁义”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大师荀况也公然将“法治主义”塞进自己的学说中，以此来迎合时代的需要。至于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和李斯的弃儒投法，就更能说明这个时代的风气了。秦始皇沐浴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自然要受到这种时代风气的熏陶。
此外，在战国“七雄”之间长期的力量角逐中，秦国最终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秦始皇即位之初，这种优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而这种优势地位则明显地标志着秦国自秦孝公以来的“法治主义”的胜利。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形
成了系统的、牢固稳定的、有可操作性的一整套制度。这套制度制约了、支配了秦国历代君主的意志和行为，使他们无法偏离秦国既定的“法治主义”的轨道。
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的个性，特别是握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王的个性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如果历史的进程可以假设的话，我们设想秦始皇的生父吕不韦当了秦国的国君（完全有这种可能），统一后的天下能否出现像秦始皇治下的那种暗无天日的情况？我们说，肯定不能。我们从反映吕不韦政治思想的《吕氏春秋》中了解到，吕不韦积极倡导、实行开明君主专制，反对严刑酷法，允许思想的自由化和多元化，试图实行分权制……这些主张基本上是与秦始皇的政治思维针锋相对的。问题是在公元前221年，并不是吕不韦成了大秦帝国的皇帝，而是他的私生子秦始皇。
验之史实，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秦始皇与吕不韦的人格形成过程是有所不同的，秦始皇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秦国的特殊的文化环境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这些表现除了到秦国的“法治”传统中寻找根据之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秦始皇本人的人格力量。中国特色的“法治”往往需要一个铁碗人物，一个政治、军事强人！在国人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秦始皇恰恰不是这类君王！少年时代苦难的经历，扭曲的家庭生活，父亲、母亲给他的尊严蒙上的耻辱，过早地对宫廷深处尔虞我诈的内幕的了解和把握，……凡此种种，都必然促使他不再相信人的善良和人的诚实。这样，也就使他很自然地向荀子、韩非的“人性恶”的说教靠拢，使他眼中的人际关系除了“利”、“害”二字之外，别无他物。父亲为了活命可弃他而不顾，母亲为了寻欢作乐可让他蒙羞受辱，更何况他人了！他的心态在自卑中严重失衡，他的理智在磨难中逐渐成熟。失衡的心态渴望平衡，理智就给他指出一条唯一可行之路，那就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绝对权力，那就是要冷酷无情地奴役他人。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补偿自己精神上的惨痛损失。所以，他从很早的青年时代起，就迫使自己感情的琴弦停止颤动，就与“严而少恩”[11]的法家理论一拍既合。于是，秦始皇冷血冰心般的个性与时代的需求终于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进一步讲，对秦始皇来说，他所以无限钟情于“法治主义”，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把“法治主义”看成是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占有欲、权势欲的最充分的表现。而这种“法治主义”在他后来荡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也确实十分奏效，况且这次旷古未有的“奇功”又给予他以极大的心理满足。从而使他更加深信，“法治主义”是万能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强大的宿敌都能在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下摧眉折腰、俯首称臣，那么，千百万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又何足道哉！所以秦帝国建立之后，秦始皇决心把他的“法治主义”在天下全面铺开，以便用这个冷酷无情的武器，随心所欲地驱使天下人为满足他的个人意志服务。
问题是，在秦始皇的眼中，“法治主义”何以会有如此令人慑服的威力呢？
那是他认为，“法治主义”的最大威力就在于它的“重刑主义”。在统一天下之后，他之所以刻不容缓地把“专任刑罚”定为秦帝国处理国家事物的指导思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不过，“重刑主义”并非是秦始皇的专利，它实际上早就是构成法家学说的一根重要的理论支柱。商鞅很早就倡导过“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12]的政治主张。所谓“重刑主义”，就是轻罪重罚，就是用恐怖手段制造一种威慑力量，驱使民众就统治阶级之范。但我们也必须指出，第一，商鞅在主张“重刑”之外，还补之以“厚赏”。第二，商鞅在主张“重刑”的同时，还没有忘记“重刑”的道义的基础，即“去刑”。不过，商鞅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形变，他的“重罚厚赏”逐渐演变成“重罚轻赏”。到了秦国统一中国前夕，秦始皇的思想导师韩非已经在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了。他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13]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韩非无非是在坚持恩威并施的“赏罚论”的前提下，把法家学说的重点有意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可韩非毕竟是个理性主义者，为此，他也曾警告说：“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14]也就是说，无论赏罚都要有个合理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赏罚就会失去它的作用。可惜的是，在韩非建构的君主极权理论中，这种合理的声音非常微弱，以至于完全被秦始皇忽略了。“重刑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它的道义基础，它的合理限度，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秦始皇既不主张“以刑去刑”，也不主张“重刑厚赏”或“重刑少赏”，而是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这种极端思想被秦始皇的政治设计师李斯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15]我们从“法治主义”在秦国异化的轨迹中不难看到，“法治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已经完全偏离了它“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16]的初衷，而成为独裁者秦始皇“举错暴众”，与民为敌的残忍而野蛮的统治工具了。
“法治主义”所以发生了如此可悲的质变，我们还需要到法家思想体系的内在悖论中去寻找。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野蛮、最残暴、最虚伪、最阴险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区要想“大定”，海县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这位“救世主”的奴役！正是法家学派这种荒谬的悖论，才创造出秦始皇这样一位前无古人的极权主义者。法家学派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指望这类英雄挽狂澜于既倒，还世界一个清凉。他们哪里知道，一旦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无法限制的绝对权力落到
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古都”是哪六座城市?
开封地处黄河中游冲积扇平原的东部，位于豫东大平原的中心位置，北邻黄河、依赖着河湖纵横、灌溉发达、气候温和、交通便利的有利条件，自古以来既享有“五门六路、八省通衢”之称，一直是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的统治中心，古人云：“汴梁形胜甲天下，夷门自古帝王都。”
开封坐落中原腹地、黄河之滨，承东启西、联南贯北、区位优势独特的城市。开封自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中原逐鹿的重要战场。上古时代，天下分为九州，开封属豫州。春秋时期属郑国，郑庄公在此修筑储粮仓城，定名为“启封”，取“启拓封疆”之义，后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名为开封。战国时名大梁，是楚国领地，后被魏占据。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魏都由安邑（今山西省内）迁往大梁。自此始，这里先后曾为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及北宋、金的建都之地，七朝都会。
洛阳黄河中游南岸，“居天下之中”素有“九州腹地”之称，古称豫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因地处洛河之阳而得名。由于洛阳地处中原，山川纵横，西依秦岭，出函谷是关中秦川；东临嵩岳；北靠太行且有黄河之险；南望伏牛，有宛叶之饶，“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有“四面环山六水并流、八关都邑、十省通衢”之称。
洛阳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城市的兴起距今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起，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有“九朝古都”之称。自古以来，这里墨客骚人云集，因此有“诗都”之称，牡丹香气四溢，又有“花都”的美誉。洛阳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黄河流域关中平原中部秦岭北麓，地跨渭河南北两岸。，东有华岳、西是太白，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历史上先后有西周、秦国、秦朝、西汉、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余个王朝在此建都，为都时间长达千年左右，特别是强盛的 汉、隋、唐以此为都，更增加了其浓厚的文化氛围。“秦中自古帝王州”，这是唐代诗圣杜甫在其《秋兴》诗中的名句。
秦中，即关中，是指以西安为中心的渭河平原地区。它东有函 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故称关中。关中地区南部为我国南北 气候地域的分界线——秦岭，北部为高低起伏的丘陵，滔滔渭水贯 穿其间，滋润着两岸膏腴的土地。包括长安在内的西起宝鸡，东至 潼关的渭河流域，号称“八百里秦川”。这一地区土地肥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自古以来享有“陆海”、“天府”的美誉。西安地区河流纵横交错，有“八水流长安”之说。“八水”即指径、渭、 浐、灞、沣、滈、涝、潏等八条河流。关中地区自古号称“四塞之国”，境内有关山带河之险，沃野千里之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同时，由关中东出函谷，可联络中原；西逾千陇，可沟通河西；南越秦岭，可抵巴蜀、江汉；北上黄土高原，可进入阴山南北，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外向性。因此，西安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极大。
西安是浩浩千年古都，他与意大利的罗马，希腊的雅典、埃及的开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他还居我国古代六大古都之首。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边缘与太行山脉燕山山脉的交接部位，东距渤海。北有军都山，西有西山，东南是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流冲积而成的、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境内贯穿五大河，东部的潮白河、北运河，西部的永定河和拒马河。北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部是太行山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两山在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人们称之为"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综观北京地形，依山襟海，形势雄伟。诚如古人所言："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俯中原，诚天府之国"。
北京最早见于文献的名称叫做蓟。春秋战国时期分别是西周王朝北方诸侯蓟国与燕国的统治中心。历史北京曾为辽的陪都（当时称南京，又叫燕京）、金朝首都。公元1267年，蒙古族首领忽必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之为"世界莫能与比"的元大都。从此，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汴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并延续到明、清两代，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南京位于我国东南部的长江下游， 东接富饶的长江三角州，南靠宁镇丘陵，西倚皖赣山区，北连江淮平原，素有“东南门户，南北咽喉”之称。南京四周低山盘曲，山环水绕，自然风貌独特。境内绵亘着宁镇山脉西段，城东钟山若长龙蟠绕，城西石头山似猛虎雄据，故有“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说。万里长江自西向南滚滚而来，折向东去；秦淮、金川两河蜿蜒城中；玄武、莫愁两湖气势雄浑、景色秀美。
秦淮，自晋以来即为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杜牧的一首《泊秦淮》如今已是脍炙人口：“烟笼寒水夜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历史上东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南唐、明(洪武年)、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政府也曾建都于此。南京被盛称为“六朝胜地、十代都会”。
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评价南京的地理环境时说：“ 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此佳境也。 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之最丰富区域之中心，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杭州，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这是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 波罗对杭州的赞叹。从此，杭州名扬海外。
杭州，位于大陆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三角洲南翼，杭州湾西端，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端，北连波光浩瀚的太湖，南滨“天下第一奇观钱江潮”钱塘江，西接千峰凝翠的天目群山，东距东海。地处浙北平原西部，这里阡陌交错，江河纵横，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杭州历史悠久，自秦时设县治以来，已有2200多年历史。杭州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47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并产生了被称为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杭州曾是五代吴越国和南宋王朝两代建都地。
回答者：clin1024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12-19 11:49
开封地处黄河中游冲积扇平原的东部，位于豫东大平原的中心位置，北邻黄河、依赖着河湖纵横、灌溉发达、气候温和、交通便利的有利条件，自古以来既享有“五门六路、八省通衢”之称，一直是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的统治中心，古人云：“汴梁形胜甲天下，夷门自古帝王都。”
开封坐落中原腹地、黄河之滨，承东启西、联南贯北、区位优势独特的城市。开封自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中原逐鹿的重要战场。上古时代，天下分为九州，开封属豫州。春秋时期属郑国，郑庄公在此修筑储粮仓城，定名为“启封”，取“启拓封疆”之义，后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名为开封。战国时名大梁，是楚国领地，后被魏占据。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魏都由安邑（今山西省内）迁往大梁。自此始，这里先后曾为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及北宋、金的建都之地，七朝都会。
洛阳黄河中游南岸，“居天下之中”素有“九州腹地”之称，古称豫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因地处洛河之阳而得名。由于洛阳地处中原，山川纵横，西依秦岭，出函谷是关中秦川；东临嵩岳；北靠太行且有黄河之险；南望伏牛，有宛叶之饶，“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有“四面环山六水并流、八关都邑、十省通衢”之称。
洛阳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城市的兴起距今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起，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有“九朝古都”之称。自古以来，这里墨客骚人云集，因此有“诗都”之称，牡丹香气四溢，又有“花都”的美誉。洛阳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黄河流域关中平原中部秦岭北麓，地跨渭河南北两岸。，东有华岳、西是太白，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历史上先后有西周、秦国、秦朝、西汉、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余个王朝在此建都，为都时间长达千年左右，特别是强盛的 汉、隋、唐以此为都，更增加了其浓厚的文化氛围。“秦中自古帝王州”，这是唐代诗圣杜甫在其《秋兴》诗中的名句。
秦中，即关中，是指以西安为中心的渭河平原地区。它东有函 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故称关中。关中地区南部为我国南北 气候地域的分界线——秦岭，北部为高低起伏的丘陵，滔滔渭水贯 穿其间，滋润着两岸膏腴的土地。包括长安在内的西起宝鸡，东至 潼关的渭河流域，号称“八百里秦川”。这一地区土地肥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自古以来享有“陆海”、“天府”的美誉。西安地区河流纵横交错，有“八水流长安”之说。“八水”即指径、渭、 浐、灞、沣、滈、涝、潏等八条河流。关中地区自古号称“四塞之国”，境内有关山带河之险，沃野千里之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同时，由关中东出函谷，可联络中原；西逾千陇，可沟通河西；南越秦岭，可抵巴蜀、江汉；北上黄土高原，可进入阴山南北，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外向性。因此，西安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极大。
西安是浩浩千年古都，他与意大利的罗马，希腊的雅典、埃及的开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他还居我国古代六大古都之首。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边缘与太行山脉燕山山脉的交接部位，东距渤海。北有军都山，西有西山，东南是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流冲积而成的、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境内贯穿五大河，东部的潮白河、北运河，西部的永定河和拒马河。北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部是太行山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两山在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人们称之为"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综观北京地形，依山襟海，形势雄伟。诚如古人所言："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俯中原，诚天府之国"。
北京最早见于文献的名称叫做蓟。春秋战国时期分别是西周王朝北方诸侯蓟国与燕国的统治中心。历史北京曾为辽的陪都（当时称南京，又叫燕京）、金朝首都。公元1267年，蒙古族首领忽必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之为"世界莫能与比"的元大都。从此，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汴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并延续到明、清两代，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南京位于我国东南部的长江下游， 东接富饶的长江三角州，南靠宁镇丘陵，西倚皖赣山区，北连江淮平原，素有“东南门户，南北咽喉”之称。南京四周低山盘曲，山环水绕，自然风貌独特。境内绵亘着宁镇山脉西段，城东钟山若长龙蟠绕，城西石头山似猛虎雄据，故有“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说。万里长江自西向南滚滚而来，折向东去；秦淮、金川两河蜿蜒城中；玄武、莫愁两湖气势雄浑、景色秀美。
秦淮，自晋以来即为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杜牧的一首《泊秦淮》如今已是脍炙人口：“烟笼寒水夜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历史上东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南唐、明(洪武年)、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政府也曾建都于此。南京被盛称为“六朝胜地、十代都会”。
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评价南京的地理环境时说：“ 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此佳境也。 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之最丰富区域之中心，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杭州，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这是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杭州的赞叹。从此，杭州名扬海外。
杭州，位于大陆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三角洲南翼，杭州湾西端，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端，北连波光浩瀚的太湖，南滨“天下第一奇观钱江潮”钱塘江，西接千峰凝翠的天目群山，东距东海。地处浙北平原西部，这里阡陌交错，江河纵横，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杭州历史悠久，自秦时设县治以来，已有2200多年历史。杭州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47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并产生了被称为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杭州曾是五代吴越国和南宋王朝两代建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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