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最伟大像片中国伟大图片

中国，是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我自豪，因为我的祖国是中国！我骄傲，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我现在要为祖国点赞。

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我，就是祖国的孩子。曾经有人说过：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因为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之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祖国，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我们的母亲，永远都不会嫌弃，永远给你敞开温暖的怀抱；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家，永远等待着我们归来……

我为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点赞。祖国母亲从来都是风景秀丽、秀色可餐，有杭州的西湖，有万里长城，有北京故宫，有桂林山水，有台湾日月潭……从古至今，有多少诗人作家用博大精深的汉语赞美过她；有多少古诗词曲描绘过她。“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中，把西湖比作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西施，充分说明了西湖的景色之美丽，令人憧憬。

我为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点赞。我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种艺术和不计其数的艺术品。而我们这个新时代，更是涌现出了数不胜数的民间艺术传承人，有捏糖人捏面人，有陶瓷，有剪纸，还有戏曲……还有很多的传统艺术值得我们去发现去继承。古代的艺术品有《清明上河图》、四羊方尊……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自己去发现、探索。

我的祖国不仅有很多大好河山、名胜古迹、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还有各类发达的科学技术为祖国保驾护航。

我为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点赞。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新现代，家家户户能拥有电视、冰箱、洗衣机已经不再是梦，我们已经走上了信息高速路，网络把我们每个人紧密相连，祖国成了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我们用智能手机可以上网聊天，查询资料，查阅新闻，便捷的购物订餐；祖国的军队拥有了世界先进的武器装备，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强大，强大到我们自己都惊讶不已！

我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点赞。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教育，对教育行业进行了非常大的财力物力投入，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还有许多人拿到了世界奖项，这足以令我们引以为傲。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我们都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为建设祖国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要为最亲爱的、生我养我的祖国点赞！

纪录片的中国纪录片

中国纪录片的历史是从西方国家的摄影师来中国拍新闻片开始的。19世纪末，外国摄影师拍摄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同时又拍摄了纪录当时中国社会生活风貌的影片。以后在20世纪初拍摄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大出丧等新闻片。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除日本摄影师拍摄了《辛亥鳞爪录》外，中国摄影师朱连奎等也拍摄了反映武昌起义的《武汉战争》，稍后一些，又拍摄了反映二次革命的《上海战争》。1918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拍摄了一些以时事和风景为内容的纪录短片：《欧战祝胜游行》、《第五次远东运动会》以及《南京名胜》、《西湖风景》等。1924年前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十分重视纪录片的拍摄。他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有关方面给予电影摄影师黎民伟工作上的方便。黎民伟这个时期拍摄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新闻片和纪录片，并在孙中山逝世后，利用已拍的材料汇编为《勋业千秋》。在这个时期，苏联摄影师布留姆等人也在中国拍摄了《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7年的上海》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电影工作者走出摄影棚，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新闻纪录片，并从实际工作中培养起一批专业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以及西北影业公司等先后摄制了《抗战特辑》、《抗战实录》等新闻杂志片，纪录片则有《芦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松沪前线》、《湘北大捷》、《民族万岁》和《华北是我们的》等，也给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

1953年7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摄制新闻片和纪录片的专业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其它电影厂也拍摄一定数量的纪录像片。新闻纪录电影从业人员的数量和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并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了创作人员，摄制了大量新闻片和长短纪录片。如《百万雄师下江南》、《新中国的诞生》、《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中国民族大团结》、《伟大的土地改革》、《早春》、《百万农奴站起来》、《黄河巨变》、《非洲之角》、《在激流中》、《征服世界最高峰》、《先驱者之歌》、《莫让年华付水流》、《我们看到的日本》等，其中有些曾在国内外获奖。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纪录片是195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70年代以后，电视在全国迅速发展和普及，为新闻纪录电影的播映提供了更及时的手段，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新闻纪录电影除继续在影院放映外，也大量进入了电视屏幕。

在此期间，台湾国民党系统的“中制”、“台制”和民营的公司等也拍摄了一些新闻纪录像片。较有影响的有《传统小镇──美浓》、《国剧艺术》和《龙的传人》等。香港的某些电影企业也拍摄过一些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纪录片如《惨痛的战争》等。新纪录电影是1990年代存在于体制之外的“边缘纪录片”（不包括通过国家电视台体制内运作，以栏目的形式存在，代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视角的电视纪录片），是建立在对传统政论风格纪录片的一种反动而产生的新运动。

新纪录电影运动开始是以“地下”、民间的形式和往国外电影节送展的方式推动，是通过VCD、DVD、酒吧放映等“自动、自由”的传播方式在民间广为开展的。

新纪录电影运动产生于1980年代末期，以散兵游勇的状态兴起或者说它的萌发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曾在昆明电视台工作过的吴文光凭着朦胧的感觉拿起了摄影机，对准他周围的“盲流艺术家”，便有了《流浪北京》的诞生。尤其片子的拍摄横跨了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而格外引人注意。同时吴文光的行为也暗示了这种独立制作人存在的可能。

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杨天乙的《老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赵亮的《纸飞机》等等，这些纪录片在短短几年内不断涌现并在国内外名目繁多的纪录片奖项中得奖。其中有好多制作人都是第一次拍纪录片，而且不是专门的纪录片工作者。这些新纪录片人的出现，似乎标志着一个“业余影像时代”的到来。和1990年代早期的“新纪录片运动”不同的是，当时的纪录片工作者，无论是吴文光、段锦川还是蒋樾等人，大都有在电视台工作的背景，他们是苦于不能在传统体制内进行真实的表达，才选择了独立制片的道路。而当下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则多半不在专业影视从业人员之列，他们或者是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学生（如朱传明与杜海滨，拍片那时尚未毕业），或者是流浪北京的青年，甚至是像杨天乙那样原本对影视制作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他们用来创作的器材，除了雎安奇使用了16毫米摄影机和总共20分钟的过期黑白胶片，显得稍微“职业化”一点，其他人则是靠数码DV甚至超8家用摄像机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虽然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视听方面的缺陷，但这些新纪录片人却以影片内容的真实性与原创力震动了国际影坛。这些奖项不仅仅是对这几位纪录片导演的褒奖，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他的才华、毅力、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简陋的摄影器材，成为一位“真正”的纪录片导演。而且他们关注的对象大多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像王芬把摄影机对准了自己的父母（暂且不管这样做带来的某些伦理问题），“新纪录片运动”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仿佛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全民健身运动似的“业余影像时代”的狂欢。